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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大宋,无法无天 第295节

  柳永说出来还是比较犹豫,毕竟这事会得罪人。

  不过想到传闻中知院素来都是刚直不阿,喜欢揭露官场黑暗的人,所以也是大着胆子说了出来,以期得到赵骏的赏识。

  这话让赵骏顿时面色铁青。

  虽然他没有去海边盐场巡视,但他去过杭州城外的茶山看过。

  宋代茶叶、盐场属于榷卖,既茶农和盐民产出,必须低价卖给官府,而且还有高额的赋税要缴纳。

  这样对茶农和盐民来说,负担极重,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茶叶与食盐没有收成的时候,跟种粮食的农民一样,只能去找专门放贷的有钱人去借贷。

  而且还是高利贷,往往一借可不是年利率超过36%就是高利贷,而是300%以上,甚至夸张者能达到1000%,借一贯,一年下来还十贯。

  如唐代出土的借贷文书中,“举取银钱二十文,月别生利钱二文”是比较常见的内容,用后世的话说就是借二十文钱,一月的利息是二文,即月利率为10%,年利率高达120%!

  120%都算是平常借贷当中的正常利率了,王安石变法里,官府给民间放贷利率是40%,那都属于超低利率,由此可见唐宋时期,民间借贷的利率有多恐怖。

  怪不得宋朝很多农民破产,大量的农民被迫成为毫无尊严的佃户,实在是因为官府苛捐杂税,加上地主贷主高额放贷,不断催逼所致。

  所以王安石变法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底层百姓。

  但可惜的是吏治没做好。

  现在的情况是在赵骏的推动下,李谘主持了国营改制,将不少茶山、盐场进行私人化,国企只占股份不参与经营,私人进行经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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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还好,私人商贩还算是比较克制,以比官营时期较高的价格收盐,让盐民获得了不少实惠。

  像以前官府收海盐,两三文钱白菜价收购,转手卖二三十文,贵的时候甚至敢卖50-70文,质量较好的雪花白盐,相当于盐中奢侈品,官府售卖能达到100-300文一斤。

  这一中间转手就是几十上百倍的利润。

  现在私人参与经营,收购价格比以前高了许多,普通卖二三十文的盐,私人商贩收购价能达到七八文,好的盐能达到三四十文一斤。

  别看只是涨了几文钱,可盐本来就是量大取胜,《宋会要》记载,温州瑞安的双穗盐场一年产盐三百余万斤,多涨几文钱在总数上就是涨数倍。

  并且私人商贩转运、售卖、赋税也要不少成本,可能一船盐收购价是三万贯,运到汴梁的时候,总成本就已经到了六七万贯,卖出去也只能赚个一两万贯。

  要是倒霉遇到天气不好,或者其它因素盐价暴跌,不赔都算是好事了。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常在市场上卖二三十文一斤的盐,出盐场的时候卖七八文是比较合理的事情。至少比以前官府那种两三文,甚至有的时候一文钱一斤的价格强得太多。

  然而资本肯定不满足于此。

  既然在销售端不能谋取暴利,那就从成本上着手。

  如果能像以前官府压低盐价一样,私人商贩也压低盐价,那岂不是大赚特赚?

  因此显然已经有人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嗯,这事我知道了。”

  赵骏点点头,看向柳永道:“此事你多费些心,多留意,记录下来是哪些人在做哪些事,上报给发运使衙门。”

  “是。”

  “恰逢新政,每月做好分内之事。朝廷是有功必赏,有错必罚。绝不会冤枉了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下官自是相信朝廷自有公断。”

  “嗯,你只需安稳住境内民生,多去县里走访,体察民情。遇到问题要妥善处置,遇到不合理的事情要仗义执言,哪怕是你的上司也不要害怕,莫要让那些贪官、污吏、奸商、劣绅坏了大宋的根基。”

  “是。”

  柳永连连点头表示明白。

  接着赵骏又勉力他几句,虽然没有承诺给他升迁,但只要事情做得好,就不用担心升迁的事情。

  毕竟当官不像写诗词,诗词写的好会被人吹捧,当官要是做不好,就是全县几万百姓的性命攸关,所以别说柳永,就算李白苏轼来了,也得干出成绩来了才能升官啊。

  送走了柳永之后,赵骏坐在厅内,目光严厉地看向门外。

  还是地方来少了。

  才几年功夫,国营改制就变了样。

  看来打击贪腐这种事情,应该常态化,年年化,不能松懈啊。

  (本章完)

  

第二百五十一章 庆历新政第一轮风波

  庆历元年七月,第一批考核报告就送入了汴梁。

  考成法的新政是在二月份颁布,由于朝廷给了适应期,于五月下旬各地州府、路府以及御史衙门开始进行核查。

  整个核查的流程是这样,中央朝廷那边,每个衙门都有三本簿籍,其中一本登记本衙门的事务作为底册,将一些没有必要考察的公事进行剔除,放在本部门的检法案。

  本部门内部督查并非后世才有,古代就存在。如三司各司当中都设有检法案,负责本部门的纪律、督查、以及审问,甚至还有审判和裁决的权力。

  检法案会监督本部门的人员看是否完成了任务,完成一件手里的簿籍就划掉一件,没能按时完成的就交给御史台那边进行处理。

  然后再造两本一模一样的簿籍,第二本放在御史台负责这个部门的御史手中,与本部门的检法案进行核对。

  今年开始,除了新政以外,御史台也进行了更别。每个部门有专门懂这方面知识的御史参与,如财政御史、教育御史、工程御史、军事御史、审官御史、屯田御史、巡查御史等等。

  如果某个部门,比如财政部的内部考察出了问题,负责财政部的财政御史就会将情况如实上报给政制院,政制院再给相应没有完成任务的官员进行处罚。

  至于最后一本簿籍自然是放在政制院,以备政制院的人随时抽查。如此形成了随事考成的制度,一件事一考成,一个月一考成。

  地方上则不同。

  虽然也是三本簿籍,但少了内部纠察,却多了外部监督。

  比如一个县的三本簿籍,一个是在本地县衙里,一个是在上级州府衙门,最后一个则是在地方御史司。

  一县之地的工作要向州府汇报,向地方御史司负责。州府衙门的工作向路府汇报,同样也要向地方御史司负责。路一级则是向朝廷汇报,向朝廷御史台负责。

  这就意味着路一级基本上是与地方御史司共同核查,互相监督,互相协作,对下级的州、县等部门进行审核,最后再统一向朝廷那边汇报。

  但核查速度肯定没那么快。

  州府、路府以及各地御史层层调查、层层上报,来回车马,再在当地实地考察,至少也得一个多月才能查清楚,然后再把结果送到汴梁。

  等到汴梁那边对官员的政绩考察结束,基本上也就到了八月份,然后六月份的报告又上来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古代交通不便,汴梁周边区域以及运河沿线都还算好的,像广东、广西、福建、贵州、江西、四川、陕西、甘肃、山西这样离河南远的,能一个月送到都算是不错了。

  不过范仲淹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路一级的官员往往都是朝廷派巡视官员去核查,而偏远路的下级州府、县府,路一级的衙门与御史司可以自行处理。

  比如说广西路邕州,也就是后世的南宁市,离开封府两千公里,正常情况下除非是八百里加急,否则普通公文输送往往要一月以上。

  这一来一回那不扯淡吗?

  所以本地县一级的事务,路一级的安抚司、转运司、刑狱司、常平司、御史司就能做决断。实在决断不了才会上报,然后再把几个月的事情汇总,过一段时间报一次。

  而且这五监司都有向政制院汇报的权力,地方上还有皇城司,皇城司在路一级同样有镇抚所,镇抚使也负责督查、监督等事务。

  因此除非一路包括所有御史、皇城司的人全都叛变成了贪官污吏。否则正常情况下,一路的高级官员是能够做到互相监督,对下级部门进行严厉考察,不至于因交通问题出现什么岔子。

  等到了七月份,庆历新政就已经初现成效。

  五月下旬考察,汴梁各个部门的内部衙署到六月上旬就出了结果,第一批被处置的官员达到了七百多人。

  其中有四百多人居然是贪官污吏,赵骏查贪腐的漏网之鱼。

  这些人怎么落网的呢?

  很简单。

  对账目就是了。

  公款亏空,如何填账?

  要么造假账,要么想办法补上。

  及时补上来兴许能瞒天过海,可造假账就难了。

  因为以前的官员人浮于事,一来对贪污司空见惯,二来懒得落实政策,一件事情的跟进和了解几近于无。

  考成法下,御史和各衙署的纠察人员就得刨根问底,比如你这账目里哪些不对劲,购买了哪些东西,为什么没看到,钱都去哪了,一查保准能查出问题来。

  结果就是大量贪官污吏落马,这还只是贪官,吏员就更多了。当时全国的吏员数量在五十万以上,宋真宗曾经一次就裁汰亢吏十九万余人。

  而光汴梁京城衙门的吏员数量能达到三四万,不搞贪污受贿的怕是没几个。

  除了开封府和皇城司居然算是比较清廉的以外,其余五十多个部门,就没查出几个干净的吏员。

  要知道汴梁的京官才四千多人,这一下查出四百多贪官污吏,差不多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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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吏员就更夸张,有问题的怕是好几万人。

  其余三百多个有问题的官员只是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最多也就是罚俸或者记处分,严重一点也就是降职。

  而这些贪官污吏可就要被抓去坐牢。

  一时间朝堂上都炸开了锅。

  不是震惊于开封府下居然藏污纳垢有那么多贪官污吏,而是震惊于波及范围那么大,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百官们纷纷上书,请求停止考成法。

  原因很简单。

  这四百多名贪官先不论,数万吏员可就是个大问题。

  一旦把这些人处理掉,朝廷不仅要停摆,恐怕整个汴梁都要引起巨大范围的骚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汴梁吏员罢工。

  如景佑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垢,乱挪瓦砾”。

  也就是说,景佑三年,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

  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五百多个吏员先集体跑到吕夷简、王曾等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御史中丞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

  只是裁撤五百人就闹得够呛了,更别说现在数万人。

  不过好在范仲淹和赵骏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早在今年五月就有新法规实施,规定汴梁的吏员将成为公职人员,享受中等禁军待遇,也就是年入三十贯,月俸约二点五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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