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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在新明朝 第442节

  在京城很棘手的事情……李佑到此分析不下去了,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消息,他并不知道京城现在的状况,所以也就无从得知有什么棘手的事务。

  天子大约要在扬州驻跸四天,要寻空再找千岁殿下去问问详情,即便问出来,大概也只能听天由命罢。在京师设立一个正五品科道官相当瞩目,李佑知道自己争是争不来的,只能看别人给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归德长公主和李大人在亲切闲聊时,在行宫主殿中,景和天子也正一脸倦容地与大伴段知恩闲谈。

  主要话题便是今日御舟上的种种。段公公怕天子看不清其中门道,所以主动前来讲解。

  “李佑的总体想法,是集中全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被攻的一点,就是李编修了。大概因为在随驾大臣中,只有李登高宦海经验浅薄,不像其他人老于世故。实际上,他确实也被李佑三番两次地抓住了把柄,自讨其辱也不能全怪李佑。”

  “李佑的手法约摸有三段,先是虚张声势,震住别人不敢轻易说话。随即又有预谋的步步转移,说上几句便换一个话头,绝对不留给别人思索驳斥的时间,做到始终将话头把持在自己手里。最后搬出为师长争鸣的大义完美收尾。”

  天子没顺着段公公的思路想,却提出问题道:“李佑为了非翰林不入内阁而不服气,令我记起唐代却是非历州县不拟台省,为何我朝不效仿之?祖宗定下非翰林不入内阁,导致翰林院清望无以复加,只在词林辗转便可之上青云,是不是太过?没有亲民经验,宰相又何以治政?”

  段知恩奏对道:“本朝治政有六部,皆为九卿堂官,所以内阁最大功用不在于治政,而是调和。除三鼎甲之外,每科翰林院录取的庶吉士多则二十,少则十来个,都是储相之选。必是满朝瞩目,内外交加之下可谓压力重重。”

  “能在这中压力中杀出来的,才是真宰相,杀不出来的,如同李登高今日这般被打击到不堪造就,那就只是废品了。祖宗便是以这般裁汰方法,选出合用人物啊。”

  景和天子很有心得地点点头,又道:“今日观李佑此人,真乃卓尔不群也。”

  段知恩笑道:“本职连知府都不到的地方官,却拿着朝廷大事侃侃而论,其心可知哪。”

  “无非是想升迁高位而已。”景和天子不以为意道。

  有个小内监手持文书,向天子奏道:“皇爷,京城来报!”

  景和天子接过文书,看了后向段知恩道:“母后已经开始了。”

  话说李佑回到同知分署时,却见庄师爷居然没有睡下,还在等待着。便问道:“有何要务?”

  庄师爷将今日邸报递给李佑,“庙堂上有大变局,大人务必该看看。”

  李佑皱眉展开邸报,在烛光下看了几眼,登时心神俱震,果真是大变局!邸报上主要内容只有两点:

  一是慈圣皇太后重立司礼监!

  二是慈圣皇太后意欲将勋贵纳入廷臣会议中,在现有九卿的基础上,增加几个勋卿!

第四百三十八章 静夜思

  别的地方官远离庙堂,看到这封邸报大概要迷惑不已。但李太守在内阁的要紧位置上坐过半年分票中书,并亲身经历了两代阁臣交接,与很多关键人物有过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所以对宫廷内情远比一般地方官要了解得多。

  在邸报上看到,慈圣皇太后居然反文官反人类地重设司礼监,站在文官立场上,本该表示愤怒的李佑不知为何感到很好笑。

  她老人家曾经的理想可是“女中尧舜”和青史留名哪,把文官视为洪水猛兽的司礼监重新开张起来,这是彻底觉悟了么?

  源头大概是起源于一年前那场决定首辅次辅的大朝议罢。在李中书的挑拨之下,全体文官曾经有意无意地暂时疏离慈圣宫,包括之前的太后盟友。最后局面完全失控,这让钱太后悲愤得当廷落泪,被视为背叛的李大人便成了出气筒。

  李佑拿着邸报暗暗揣测,重设司礼监,抬举勋贵地位,既为的是制衡文官,也称得上是慈圣宫将怨气发泄出来的体现啊,就和把他贬斥到地方泄愤一样。

  大概从那次大朝议之后,她老人家终于意识到,“女中尧舜”就是镜花水月。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所以不再追求这种虚无缥缈的捧杀了。

  是的,从本质上说这就是捧杀。文官捧谁当“尧舜”,谁就要照着“尧舜”的标准去做,至于标准是谁定的,自然还是文官和读书人。

  而且,钱太后也许还抱有“最后疯狂”的心态。她左右是快交班了,也就不用管后事如何,先做下了再说。再差她也是供奉在深宫的皇太后,谁又能动她半分?

  揣摩完钱太后的心态,李佑又重新阅览了一遍邸报,细看“司礼监”和“勋贵”这两条消息,发现措辞语气大有不同。

  重设司礼监,用的是确定性语气,不容置疑的既成事实式语气;而抬举勋贵入廷议,则是酝酿未定的语气。

  想了想,这两者比较起来,难度果然是有区别的。司礼监的名声在文官心中虽然比勋贵更恶劣,但重设司礼监却相对要简单的多。

  大小太监都是皇家家奴,内监衙门的设置调配都是皇家自己的事,司礼监再特殊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对自家的家奴,皇帝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从理论上与外朝没有关系。纵观大明历史,皇帝整治内监比整治文官要简单轻松的多,往往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全看舍得舍不得。

  慈圣皇太后觉得亲批奏本太累,想在宫廷中重设司礼监作为助手,以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这就像平常人家聘个写文书的西席先生一样,外人谁管得着?

  虽然这个写字西席可能会利用机会延伸出无数权力,但除了讲空洞道理,外朝文官从法理上没有阻止重设司礼监的理由和方法,又不可能公然闯进皇宫围堵司礼监。

  与重设司礼监不同,选出若干勋贵成为廷议的正式成员,那就是另一种状况了。

  要知道,自从朝会成了礼仪性的摆设后,大明朝廷的议事制度主要有三种,朝议、廷议、部议。

  其中在君臣相隔的传统中,只有重臣参加的廷议是最重要的一种议事,是外朝政治的核心。而廷议结果要奏请天子定夺,天子不同意只能再次下发廷议,直到双方达成共识为止。

  真正的廷议,参加人员范围无论大小,只在内阁、六部、科道里打转,不包括勋贵。但从景和朝以来,慈圣太后召开的朝议,包括李佑参加过的那些次,其实都是廷议的变种。

  因为钱太后毕竟不是皇帝,有很多微妙之处,需要亲临现场。另一方面,钱太后要塑造“女中尧舜”形象,所以常常很勤奋地亲自参加议事,但又不主导议论。

  结果把大臣自主的廷议变成了名为朝议、本质还是廷议的模式,区别只是议论结果由会后上奏天子,变成当廷奏请秉政太后而已。公卿勋贵虽然因为有朝议的幌子常常得以列席,但仍旧没有发言权。

  别的时代情况不一,而景和朝的廷议完全由文官垄断把持,不容外人染指的。往里面安插勋贵,将勋贵参加廷议变成定制,等于是派人侵入文官的大本营,比重设司礼监难上无数倍。

  思考到这里,李佑算是将这次大变局的条理梳出来了——司礼监和勋贵这两手堪称是一内一外,用司礼监钳制内阁的决策权,用勋贵干扰外朝的议政权,从而要达到加强皇权目的。

  又想起归德长公主和天子,李佑认为这两位应该知情的,甚至与太后达成了默契,有合力为之的嫌疑。

  归德长公主身边最得用太监是吴广恩吴公公,这次居然没有跟着主人南下,而是留在了京师,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毕竟重设司礼监和抬高勋贵对天子没有坏处。新嫩天子面对庞大而复杂的文官集团,没有助力就是孤掌难鸣,并非人人都是世宗皇帝那样的斗争高手。

  甲申之后,有一批新兴勋贵。但近三四十年天下承平,偃武修文之下历史又进入了新的轮回。还发生了因惨遭忽悠而废除司礼监和东厂这种事,对于皇家而言无异于自废武功。从而导致文官渐渐坐大,天子垂拱而治就是文官的政治口号。

  若重设司礼监负责批红,任用勋卿参与议政,起码可以稍稍制衡事实上已经独大的文官,让宝座上的天子稍微透几口气,不至于被动地变成孤家寡人或者尧舜之君。

  太后面临交还大政的时候,不可能突发奇想、心血来潮便要改变朝局。不然乱了几个月,等天子亲政后又变回去,那不纯属搞笑吗。

  所以李佑敢断定,归德长公主绝对是这些事情的积极推动者,还有可能是参与者。而在这个时间,天子南巡离开京城,太后或者说趁着天子不在京城时发动变局,也有很多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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