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在新明朝 第442节

　　在京城很棘手的事情……李佑到此分析不下去了，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消息，他并不知道京城现在的状况，所以也就无从得知有什么棘手的事务。

　　天子大约要在扬州驻跸四天，要寻空再找千岁殿下去问问详情，即便问出来，大概也只能听天由命罢。在京师设立一个正五品科道官相当瞩目，李佑知道自己争是争不来的，只能看别人给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归德长公主和李大人在亲切闲聊时，在行宫主殿中，景和天子也正一脸倦容地与大伴段知恩闲谈。

　　主要话题便是今日御舟上的种种。段公公怕天子看不清其中门道，所以主动前来讲解。

　　“李佑的总体想法，是集中全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被攻的一点，就是李编修了。大概因为在随驾大臣中，只有李登高宦海经验浅薄，不像其他人老于世故。实际上，他确实也被李佑三番两次地抓住了把柄，自讨其辱也不能全怪李佑。”

　　“李佑的手法约摸有三段，先是虚张声势，震住别人不敢轻易说话。随即又有预谋的步步转移，说上几句便换一个话头，绝对不留给别人思索驳斥的时间，做到始终将话头把持在自己手里。最后搬出为师长争鸣的大义完美收尾。”

　　天子没顺着段公公的思路想，却提出问题道：“李佑为了非翰林不入内阁而不服气，令我记起唐代却是非历州县不拟台省，为何我朝不效仿之？祖宗定下非翰林不入内阁，导致翰林院清望无以复加，只在词林辗转便可之上青云，是不是太过？没有亲民经验，宰相又何以治政？”

　　段知恩奏对道：“本朝治政有六部，皆为九卿堂官，所以内阁最大功用不在于治政，而是调和。除三鼎甲之外，每科翰林院录取的庶吉士多则二十，少则十来个，都是储相之选。必是满朝瞩目，内外交加之下可谓压力重重。”

　　“能在这中压力中杀出来的，才是真宰相，杀不出来的，如同李登高今日这般被打击到不堪造就，那就只是废品了。祖宗便是以这般裁汰方法，选出合用人物啊。”

　　景和天子很有心得地点点头，又道：“今日观李佑此人，真乃卓尔不群也。”

　　段知恩笑道：“本职连知府都不到的地方官，却拿着朝廷大事侃侃而论，其心可知哪。”

　　“无非是想升迁高位而已。”景和天子不以为意道。

　　有个小内监手持文书，向天子奏道：“皇爷，京城来报！”

　　景和天子接过文书，看了后向段知恩道：“母后已经开始了。”

　　话说李佑回到同知分署时，却见庄师爷居然没有睡下，还在等待着。便问道：“有何要务？”

　　庄师爷将今日邸报递给李佑，“庙堂上有大变局，大人务必该看看。”

　　李佑皱眉展开邸报，在烛光下看了几眼，登时心神俱震，果真是大变局！邸报上主要内容只有两点：

　　一是慈圣皇太后重立司礼监！

　　二是慈圣皇太后意欲将勋贵纳入廷臣会议中，在现有九卿的基础上，增加几个勋卿！

第四百三十八章 静夜思

　　别的地方官远离庙堂，看到这封邸报大概要迷惑不已。但李太守在内阁的要紧位置上坐过半年分票中书，并亲身经历了两代阁臣交接，与很多关键人物有过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所以对宫廷内情远比一般地方官要了解得多。

　　在邸报上看到，慈圣皇太后居然反文官反人类地重设司礼监，站在文官立场上，本该表示愤怒的李佑不知为何感到很好笑。

　　她老人家曾经的理想可是“女中尧舜”和青史留名哪，把文官视为洪水猛兽的司礼监重新开张起来，这是彻底觉悟了么？

　　源头大概是起源于一年前那场决定首辅次辅的大朝议罢。在李中书的挑拨之下，全体文官曾经有意无意地暂时疏离慈圣宫，包括之前的太后盟友。最后局面完全失控，这让钱太后悲愤得当廷落泪，被视为背叛的李大人便成了出气筒。

　　李佑拿着邸报暗暗揣测，重设司礼监，抬举勋贵地位，既为的是制衡文官，也称得上是慈圣宫将怨气发泄出来的体现啊，就和把他贬斥到地方泄愤一样。

　　大概从那次大朝议之后，她老人家终于意识到，“女中尧舜”就是镜花水月。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所以不再追求这种虚无缥缈的捧杀了。

　　是的，从本质上说这就是捧杀。文官捧谁当“尧舜”，谁就要照着“尧舜”的标准去做，至于标准是谁定的，自然还是文官和读书人。

　　而且，钱太后也许还抱有“最后疯狂”的心态。她左右是快交班了，也就不用管后事如何，先做下了再说。再差她也是供奉在深宫的皇太后，谁又能动她半分？

　　揣摩完钱太后的心态，李佑又重新阅览了一遍邸报，细看“司礼监”和“勋贵”这两条消息，发现措辞语气大有不同。

　　重设司礼监，用的是确定性语气，不容置疑的既成事实式语气；而抬举勋贵入廷议，则是酝酿未定的语气。

　　想了想，这两者比较起来，难度果然是有区别的。司礼监的名声在文官心中虽然比勋贵更恶劣，但重设司礼监却相对要简单的多。

　　大小太监都是皇家家奴，内监衙门的设置调配都是皇家自己的事，司礼监再特殊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对自家的家奴，皇帝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从理论上与外朝没有关系。纵观大明历史，皇帝整治内监比整治文官要简单轻松的多，往往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全看舍得舍不得。

　　慈圣皇太后觉得亲批奏本太累，想在宫廷中重设司礼监作为助手，以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这就像平常人家聘个写文书的西席先生一样，外人谁管得着？

　　虽然这个写字西席可能会利用机会延伸出无数权力，但除了讲空洞道理，外朝文官从法理上没有阻止重设司礼监的理由和方法，又不可能公然闯进皇宫围堵司礼监。

　　与重设司礼监不同，选出若干勋贵成为廷议的正式成员，那就是另一种状况了。

　　要知道，自从朝会成了礼仪性的摆设后，大明朝廷的议事制度主要有三种，朝议、廷议、部议。

　　其中在君臣相隔的传统中，只有重臣参加的廷议是最重要的一种议事，是外朝政治的核心。而廷议结果要奏请天子定夺，天子不同意只能再次下发廷议，直到双方达成共识为止。

　　真正的廷议，参加人员范围无论大小，只在内阁、六部、科道里打转，不包括勋贵。但从景和朝以来，慈圣太后召开的朝议，包括李佑参加过的那些次，其实都是廷议的变种。

　　因为钱太后毕竟不是皇帝，有很多微妙之处，需要亲临现场。另一方面，钱太后要塑造“女中尧舜”形象，所以常常很勤奋地亲自参加议事，但又不主导议论。

　　结果把大臣自主的廷议变成了名为朝议、本质还是廷议的模式，区别只是议论结果由会后上奏天子，变成当廷奏请秉政太后而已。公卿勋贵虽然因为有朝议的幌子常常得以列席，但仍旧没有发言权。

　　别的时代情况不一，而景和朝的廷议完全由文官垄断把持，不容外人染指的。往里面安插勋贵，将勋贵参加廷议变成定制，等于是派人侵入文官的大本营，比重设司礼监难上无数倍。

　　思考到这里，李佑算是将这次大变局的条理梳出来了——司礼监和勋贵这两手堪称是一内一外，用司礼监钳制内阁的决策权，用勋贵干扰外朝的议政权，从而要达到加强皇权目的。

　　又想起归德长公主和天子，李佑认为这两位应该知情的，甚至与太后达成了默契，有合力为之的嫌疑。

　　归德长公主身边最得用太监是吴广恩吴公公，这次居然没有跟着主人南下，而是留在了京师，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毕竟重设司礼监和抬高勋贵对天子没有坏处。新嫩天子面对庞大而复杂的文官集团，没有助力就是孤掌难鸣，并非人人都是世宗皇帝那样的斗争高手。

　　甲申之后，有一批新兴勋贵。但近三四十年天下承平，偃武修文之下历史又进入了新的轮回。还发生了因惨遭忽悠而废除司礼监和东厂这种事，对于皇家而言无异于自废武功。从而导致文官渐渐坐大，天子垂拱而治就是文官的政治口号。

　　若重设司礼监负责批红，任用勋卿参与议政，起码可以稍稍制衡事实上已经独大的文官，让宝座上的天子稍微透几口气，不至于被动地变成孤家寡人或者尧舜之君。

　　太后面临交还大政的时候，不可能突发奇想、心血来潮便要改变朝局。不然乱了几个月，等天子亲政后又变回去，那不纯属搞笑吗。

　　所以李佑敢断定，归德长公主绝对是这些事情的积极推动者，还有可能是参与者。而在这个时间，天子南巡离开京城，太后或者说趁着天子不在京城时发动变局，也有很多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