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983 第189节

　　这一幕太震撼了。简直是当代的凿壁偷光。

　　记者问：“你家里人呢？”

　　“都去南方打工去了。”

　　“现在是上课的时候，你怎么不去上学？”

　　小娃娃顿时就不说话了，脸上浮现出很害怕的表情，记者再三询问，小娃娃道：

　　“我从学校借了一本书来看，学校里面大家都要来抢它，我抢不过别人，就把故事看完了再去上学。”

　　记者把那本书拿过来，原来是一本薄薄的《小鞋子》。小娃娃的身边，还有一本语文书，他不去翻语文书，却偏要看故事书。

　　这个小孩说：“故事书比语文书有趣儿多了！”

　　记者一翻语文书，发现里面都是些理论内容，心里想，怪不得小孩宁可去看小说。

　　当时的教材用的是82版，这一版修订于改开后，与前面相比突破不大，语文教材中，还有许多阶级理论性质的东西，对于小孩来说十分晦涩难懂。

　　而后，记者们又去另一个地方走访。这个地方是老区，经济发展稍微好一些，半个世纪前，当地二十万群众，直接或间接参与战争并牺牲掉的青壮年，就有十万人之多。到现在，这里仍然是知名的拥军乡。

　　他们找到一户老农，这户老农有三个孩子，两个参军去了南方，还有一个特别小的在当地读书。

　　在前线的大儿子特别喜欢看小说，经常要寄信回来，心里面夹杂着自己的阅读心得，他这几年经常提到一个名叫“余切”的作家。今年国庆，部队宣布要对人数进行调整，也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回归社会。这个去前线冲锋陷阵过的战士并不畏惧继续作战，也不担心转业后没着落，反而对以后不在前线，因此没有免费的烟抽了，没有小说看了很难过。

　　学校里面，老师也谈论到余切的小说，因此，老农就让还在读书的小儿子，把听到的“余切故事”背下来给他听。

　　小儿子才几岁大，好多故事都记不清楚。记者在这听了一阵子，发觉小孩子背诵得东倒西歪，缺少许多关键情节。

　　比如，余则成明明是个军统嫡系，后面变成了保密局的人，余则成靠军统和中统之间的内斗，果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巧妙的把自己摘出去，成了个不粘锅。

　　小孩儿却不知道这些东西，只说这是个敌人特务。把小说里面步步为营的人事斗争，变成了主角光环的冒险小说。

　　真是把小说的精华都省去了呀！

　　这小说为何在宝岛也受欢迎，不就因为写得真嘛！

　　《光明报》中有位记者是羊城人，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潜伏》系列小说和《新现实》系列，沪市文艺版本的一出来，羊城隔了一周多就上市了。这个记者便把最新的《潜伏》讲给老农听……这一讲直接花了快一整天，讲到天昏地暗，月上梢头。

　　从余则成这个果党特务开始讲起，到余则成和左蓝再次相遇，发觉这个中央大学的女学生，竟然是个地下党……

　　老农听得眉飞色舞，特地要找当地的土烟来抽，一边抽一边迷醉道：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故事，怪不得我儿子呆在那不愿意回来！我也不愿意回来！前线天天都有这种小说来看，还有免费的烟、酒，真是赛神仙！”

　　记者送了这一家人一套全新的《潜伏》，老农竟高兴得落泪。

　　《光明报》最后去的地方，是当地某贫困村的政府大楼。在这里，他们见识到一种专门给人讲故事的“读报员”，读报员在乡村很受追捧，一般是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大队会计之类的基层知识分子来担任。因为彼时很多人不识字，政府的方针政策需要这些读报员来传达。

　　读报员还担当故事王的重担，时下流行的小说，都会进入到读报员的嘴里面。当时，各级别政府和事业单位有订购文学杂志的习惯，然而这上面的故事，许多人却没办法看，也没办法借过去借过来，一个村只有一个行政单位，一本杂志，村里面却至少有数千人，书里面的内容只好通过读报员靠肉嗓子来讲。

　　在这就不仅仅是余切的小说受欢迎了，几乎所有小说都受欢迎。屈铁宁前两年写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阿城写的《棋王》通通极受欢迎。读报员讲得口水都干了，也不好停下来，因为底下正有一群人眼巴巴盯着他讲下去。

　　记者去采访“读报员”：“辛不辛苦？”

　　读报员道：“虽然辛苦，但是很有成就感。我现在讲这些，比讲大政方针讲得还要多一些。而且我说个实在话，许多群众不关心国际大事怎么样了，到我这里来专程是听小说来的。”

　　记者又问：“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去反映的？”

　　一位中学教师道：“我们这里小说都被翻烂了，说烂了，我希望政府能多发一些小说，甚至请一些人来专门讲小说。”

　　《光明报》的考察团把事情写成一份报告：《精神食粮供给迫在眉睫》，文章一经发出，立刻引起社会的重视。

　　上面作出批示：要关心群众的精神食粮，物质和精神需两头走。

　　余切所在的文坛立刻在年末开大会，《文艺报》、《京城文艺》等理论杂志纷纷发文。各家都站出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余切因本年度成绩最为斐然，被选定来给大家做报告。

　　会议就在燕京师范大学的大礼堂举行，余切稍微做了几天准备。

　　这个“精神食粮”的提倡，原时空也发生过，但是没有这么早。本来它发生的时间大概在九十年代初，主要是针对电影制片厂粗制滥造的cult片，其影响也局限在电影圈，没想到现在竟然提前吹到了文坛。

　　怎么会提前呢？

　　难道是哪个大佬看了小说，看了新闻之后有感而发，所以才有了这个提倡？

　　不知道贾平凸还敢不敢写《废都》……

　　几天后，余切在报告中讲道：“我们当前在物质条件上确实匮乏，《光明报》的发文，上面的号召，我们都很清楚，然而资源只有那么多，我们是不是要给人人都发一本文学期刊呢？”

　　他大声道：“这不现实。不仅如此，我们就连给每个大学生都发一本文学期刊，也不现实。我读的大学是燕京大学——全国最好的大学，我们学校里面，尚且有很多人买不起一份小说，而我们又看得十分快，一本不够，十本百本也不能足够。”

　　忽然，余切想到，明年就要成立教材编委会，一批当代小说被选进了新教材中。余切想来想去，就把目标瞄向了教科书：

　　“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在教育上的成功；大人的世界我们一时很难有作为，比较现实的方案是主抓孩子的精神食粮，而重中之重是把语文教科书编好……”

　　“简而言之，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一个扫盲的教材，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公共消费品，是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语文教材里面的课文，不仅仅学生要看，教师也要看，学生的父母也要看……贫困山区的学生要自己找小说来看，我想，为什么不让他们的教科书中，本来就有几篇当代美文。”

　　“几十年后，可能农村里面的孩子走到了城市，他们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教材，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教材里面有‘天安门’，有‘少年宫’，有‘纽约的时代大厦’……层出不穷的电子产品，奇怪的摩斯电码，还有天上的飞行器？俄国的契科夫、法国的福楼拜究竟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他们感到疑惑——这些东西距离他们当时的生活实在太远，还不如讲讲怎么割猪草，怎么割麦子，他们用了几十年才从教材中的‘少年宫’走到真实的少年宫，才在大城市的摩斯电码工具书里面知道，原来余则成还有一条情报发给他们，只是遗落了几十年……他们感到那些以前学过的东西没什么用。”

　　余切笑道：“但我们就是要提前几十年把这些编在教材里面，因为他们正是看了小说，对世界产生了好奇，才真正的从山村里面，走入到有少年宫的大城市里。这些东西，社会上许多人并不明白，但我们作为作家，是应当明白的。”

　　余切的话一讲完，全场立刻响起激烈的掌声。《光明报》派了记者来首都参会，见到这个场景，激动得发一篇文章《多一些故事，少一些理论》。

　　流沙河就坐在底下。他一边点头，一边把这一幕记下，准备介绍到宝岛去。

　　如今，余切在华人世界中，最后一块未能抵达的土地，也许就是这一片芭蕉叶。

　　流沙河觉得纳闷：余切显然是很有远见的人，为啥不愿去这个国际写作交流计划呢？

　　流沙河直接找到余切问：“你写小说，已经想到了几十年后的影响；上面说要重视精神食粮，你也立刻想到了从教科书着手，那你为什么不愿去国际写作交流计划？”

　　流沙河说起了余切曾经在蓉城时听到的一模一样的话。

　　“俄国文学、法国文学的辉煌都早已经是过去时，今天大众所不了解的是，世界上文学最为发达和活跃的地区，恰好是美国。这是世界上文学的最高舞台，诗人北岛在美国，燕大79级的文学黄金一代大部分在美国，宝岛、港地的优秀作家，也去了美国访问……美国就是这样的地位。”

　　这是真的，漂亮国是真正的文化强国。聂华令搞的那个写作交流，如果在漂亮国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这种影响力。美国人财大气粗，书商的实力异常强大，可将任何一个一流作家推到世界巨星级别。

　　余切道：“我们全世界的中文作家当然应该来交流，但是场合不一定要限制在某一个地方。我直白的讲，我不喜欢聂华令那个场所。”

　　他又说：“只要宝岛作家发出邀请，我一定赴美参加，美国那么大，何必非要局限在爱荷华大学。”

　　流沙河特震惊：免费的津贴你不要，免费的飞机票你不要，爱荷华大学的镀金你不要……难道这些对你都不重要吗？

　　等等，好像余切确实不需要这些。

　　11月，也是在这个月，余切的《新现实》系列在日本上市。这一系列书原定于9月上市，因拜鬼风波暂缓了两个月，尽管如此，小说上市之后还是受到热捧。

　　岩波书库已经对如何收割日本文学青年已经手拿把攥，轻车熟路。

　　他们特地把余切塑造为一个“直面不公，敢于直言”的反对派形象。日本有一批人看了余切的小说，只要一碰到社会上有什么弊病，立刻就抬出余切：

　　“你看，余切早就在小说中写出来了！”

　　“如果我们能按照余先生的智慧去做事，怎么会把社会搞成这个样子！”

　　日本多位文学名家都写了评论稿。

　　井上靖称余切的书“写的是异国，其实对我们也有极大的用处。唐人的风貌在余先生的身上体现得很明白。”

　　日本文学的中流砥柱，村上村树推荐道：“拜读这些文章后，比起足球上的天赋差距，在文学上的差距更令我不甘。”

第273章 历史的数个瞬间（二）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评论发表得最晚，但最为重要。

　　这个将来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文豪，目前正担任《朝日新闻》“文艺时评”栏专栏作家，他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的文学发展情况，他评论道：

　　“倘若我们把文学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那么在古代，中华文学将远远的超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而在近代，日本率先完成明治维新，是东亚国家中最早与国际接轨的国家，这一期间其文学成就也较为瞩目，私以为大于中国。”

　　“现代以来，日本文学继续繁荣，以川端康成为代表的日本现代作家的创作，使日本文学依旧保持了较高水准，并深刻影响了此时的中国文坛。但是，中华文学大放异彩，逐渐繁荣，戏剧、散文、诗歌、小说都有杰出作家，恐怕不逊色于，甚至稍胜过日本文学。”

　　“那么，当代文学发展得怎么样？曾经这一问题是无需质疑的，中华的文学创作模式化、概念化，使得文学陷入到沉寂，然而这一现状在近年来却得到极大的反转，从余切等作家的日译版小说来看，已经潜藏着破坏旧文体的力量。”

　　大江健三郎道：“余切的文章善于观察各阶层的人物之于时代的变迁，他的创作凝重而语言却不失诙谐，文字颇有画面感，无论在任何国家，都具备极佳的可读性——他是中华的破坏龙，他手中掌控有尺规和度量器具，他向天空射箭，不知箭落何方，使其他人不得不按照他留下的规范来行事。”

　　这一评价不可谓不高！大江健三郎把大陆文坛和日本文坛相提并论，这是当时的大陆作家不敢想象的。在日本，这一评价遭受到日本国内的批评，大众认为“还未看到余切之外的破坏力量”。

　　《人民文学》的总编王濛看到这个评价高兴道：“想不到日本人竟然这么看好我们的文坛，如今大陆的文学界真正进入到了盛世。”

　　他当然高兴了。王濛敏锐的嗅到了演变趋势，提前在《人民文学》上进行布局嘛。

　　余切看到大江健三郎的评价后也很吃惊，这老小子眼光很有先见性，怪不得他以后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但搞笑的是，大江健三郎自己恰好是破坏这个评价的人本身。也是因为大江健三郎将来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历史在这开了个小玩笑：八十年代大陆诞生的黄金一代作家，是传统文学式微之前的最后高峰，大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势，伤痕文、寻根文、新现实，先锋文学……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方登场。

　　许多人认为这一时期已经超过同期的日本文学，然而，大陆始终吃亏的是有名家却少巨匠，没有一个特别出挑的；而日本方面，严肃文学有大江健三郎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通俗文学上有村上村树，他的小说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读者。

　　这就造成一个巨大的遗憾：在由山峰和河水组成的文学殿堂中，河水的长度和广度可能已经超过了别人，却没有诞生出一眼可见的最高山峰，比拼起来自然十分的吃亏。

　　人类的一些领域常有这样的现象：总有个别逆天的，他一个人杵在那，把整个国家的水平都拔高了，任你其他人加起来也没办法比得过。

　　当月，另几桩大事发生。历时大半年，总计16名棋手参赛的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在京城落下帷幕。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围棋在最后阶段竟然反败为胜，决战局宣布聂伟平获胜那一瞬间，全场沸腾。

　　在此之前，中国围棋从来没有在任何团体赛事战胜过日本，实力差距巨大，是不争的事实。围棋协会内部定下的目标是“请出小林光一，就算及格；战胜小林光一，就算胜利”。

　　而日本人认为，比赛到小林光一前面的石田章就可以结束了。媒体因此大肆渲染：日本人故意贬低我们的围棋，简直是欺人太甚……然而围棋界自己却知道，日本这一安排是十分公道的。

　　前两年，擂台赛举办之前，内部有人哀叹道：“我们为什么要举办这一比赛？我们多半是要输的，到时候给全国人民丢脸！”

　　负责人因此找来聂伟平，因为只有他对日本棋手的胜率较高。聂伟平道：“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然后这比赛就这么开始搞起来了。

　　现在这个擂台赛已经到尾声。数日前的11月20日，京城体育馆内，擂台赛决赛在中方主帅聂伟平和日方主帅藤泽秀行间进行。比赛原计划卖1200张门票，但由于热情的观众太多，临时加售300张。

　　余切也在场馆内，他就坐在最前面。只要一探头，就能看到拿着扇子的老聂。

　　“聂伟平，你已经得到日本乡下姑娘的祝福，她们为了你都叛国了！加油，干就完了！”余切道。

　　聂伟平特地来找余切握手：“我沾沾你的喜气。”

　　“你沾我的喜气干什么？”

　　“杀他们！”

　　聂伟平杀气腾腾。“你在足球场上进了六颗球，我只要赢三个人就行。”

　　聂伟平成了中方唯一剩下的独苗，他已经汗流浃背了。目前为止，这个围棋比赛的过程十分有戏剧性，前面是江铸久连着赢了擂台赛五把，直接请出“小林光一”，完成原先的既定目标。

　　然后，小林光一出来后，又把中方这边的围棋手通通挫败，只剩下老聂一个人。

　　老聂只剩下一个人，他面对的却是小林光一、加藤正夫这两大超一流棋手。说起来很像是“四大法王、紫白金青”那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