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983 第153节

　　摸着黝黑的砖瓦墙面，冯木爬上二楼，发觉副主编鲁孙正带着几个编辑看文章。几个人看的格外仔细，脸蛋都通红了，呼吸都快要忘记。

　　“你看什么呢？”冯木好奇道。

　　鲁孙抬头一看：哟，主编来了。

　　顿时就把手上的稿子一扬：《如何进行文学研究》。

　　他没有说是余切写的。

　　冯木顿时眼睛一眯，一睁：

　　这名字取的，不可为不大啊。在论文当中，越是简单的名字，越是代表一些了不得的东西。

　　“拿给我看看。”冯木急不可耐。

　　他在那托着腮看文章，起初还比较放松，后来忽然忍不住越来越靠近纸张，手指头也伸出来，逐字逐句的盯着，生怕漏了哪一行。

　　最后，冯木兴奋的放下稿子：“这是余切写的吧。他最近有这个动机，而且他才有这些用词习惯。他写论文喜欢弄些风趣幽默的话，吸引人看下去，但是，从来也不写的过于复杂……有时他会把经济、人文的引入到文学分析当中来，就像是他以前分析伤痕文那样。”

　　“这在其他作家当中，是不多的。只有他这种燕大经济系的作家，才会这么想。”

　　鲁孙顿时哈哈大笑：“你猜对了。我始终怀疑他是个理工科的大脑，却偶然做了文学家——他不是语文成绩不好吗？”

　　于是，这一篇文章也被发表在《文艺报》上，这一次终于引起了一些反应。由京城师范、燕京大学、文学研究院等多家机构共同召开文学研讨会，决定就如何进行理论研究定一个章法。

　　如果有可能的话，成立一个编委会，写一份通识教材出来。既可以用作中文系的学习读物，也可以用来给普通读者作为爱好来学习。

　　这不就是余切在文学研究所当教师天天讲的东西嘛。

　　许多大佬挂名过很多专业教材，这些教材尽管不一定是大佬独立所作，但其中的核心理论，一定和大佬们的成就有关。

　　会议召开之后，余切即被定为编委会成员之一。这一次的编委会包括十多个成员，以巴老为首的殿堂级作家均在编委会内，余切是其中最年轻，也是青年读者最熟悉的人。

　　于是，余切开始收集起自己之前讲课的讲本，修修改改，把这些东西输出为逻辑缜密的科普文章。他一整天都在忙这。

　　张俪有几次回来探望他，发现余切简直忙得不可开交，陈小旭一边为张俪鸣不平：男人果然最爱自己的事业，而不是红颜。

　　另一边却也为余切高兴：好男人还是要以事业为重，至于你的张俪，我来帮你照顾就行。

　　文学研究院，进修班。

　　管谟业再次犯下不可饶恕之罪，他深入研究余切的小说，写出一篇胡编乱造的废土文，整了个烂活儿。这一次终于激怒了余切，余切因为忙得起飞，已经懒得搞谆谆教诲那一套，他让管谟业下课后来找他。

　　随后便极为言辞激烈的批评：“管谟业，你不具备基础的理工科知识，人文社科了解的也较少，但你是一个职业作家，有你的擅长区，不能像读了几篇书的爱好者一样，对其他题材胡编乱造。否则你写的再好也没用。”

　　“我为什么说你要去写你熟悉的东西，因为这可以避免你这些方面的缺陷……没有人是全能的，我也不是。”

　　“余切，你为什么就能写好多文章呢？从军事、从科幻、爱情……无所不能，我感到不解，说实在的，我们很多人都想要模仿你……我们甚至认为，正因为你在许多方面有见解，才能在某一方面做到更高。”

　　“因为我是我，因为你是你。”余切说。他还想说，我是在一个一天接收到的知识，比四十年前的人一年都要多的时代，我自然可以触类旁通。

　　“我难道没有给你机会吗？你需要沉淀……现在，去做你最擅长的事情，把你的进修班读完，写一篇你写得好的文章。”

　　管谟业很委屈，但他知道不能再顶撞余切。然而，尽管他心里面知道，嘴上却把不住关，控制不住的反驳：“我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

　　“你错在许多地方！”余切怒道，“马尔克斯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说到他做调查记者的时候，发现‘如果写一头大象在天上飞，读者不会相信’，但是，如果写425只大象在天上飞，读者就会相信了。你理解这其中的区别吗？难道读者真的傻到相信几百头大象在天上飞？”

　　管谟业摇头。

　　“这是因为从夸张化的写出几百只大象开始，读者就会知道这是文学手法，从而带着艺术欣赏的视角，阅读他接下里的小说，甚至思考到底真相如何……而你有时把一头大象在天上飞，当成真的来写，这就不属于什么文学手法了，这是造谣！”

　　在进修班的这些人中，管谟业的奖项成就，将来是最高的，但他离奇的对身边人人生经历胡编乱造，并最终写成小说，使得许多读者对他如鲠在喉，也很大程度影响了他的国内风评。

　　余切怒道：“你的文学理论水平当前太低，这并不可怕，有的人仅凭天赋就能趟过一切难关，但你不能不尊重事实！”

第235章 余切正在肢解我

　　余切因此开始了对管谟业毫不留情的特训。

　　他每天骑着摩托车来八里庄南上课，只要见到管谟业，他就会问：“这是什么车？”

　　“你的摩托车。”

　　“什么牌子？”

　　“雅马哈。”

　　“你连起来说一遍。”

　　“余切的摩托车，牌子是雅马哈，就像是……”

　　“行了，就到此为止。”

　　上课时，余切举起巴老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这是什么？管谟业？”

　　“经典文学名著，巴老最……”

　　“错！”余切说。

　　“中国现代小说中最……”

　　“又错。”余切说。

　　管谟业几乎没法说话了，无论他说啥，余切都否定他。这时候余切指着小说的名字，让他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

　　“家、春、秋……”

　　余切说：“行了，这就对了。你看到了什么，你就说什么。”

　　管谟业被训得苦不堪言，让他少说话，说实在话，完全和他的本性相违背。他是一个语言风格特别有层次感、极为有张力的作家，低的时候低得恶心，高的时候让人兴奋得昏厥，这些东西体现在他的生活上，就构成他那种“弹簧”一样的性格。

　　不止一个人提到，管谟业为人非常和善，可以说小心得过分，他太过于和善，以至于他被激怒时会产生巨大的反差——当场破口大骂起来，完全失去情绪控制能力。

　　但他怎么能对余切这么干？

　　其实，他有点崇拜余切，还有点畏惧。

　　余切是真正做到了没有放过任何敌人的，要么像骆一禾那样改换门庭，要么像刘芯武一样钉上耻辱柱。《京城文艺》的李铎批评现在的文学创作者“不再像过去那样你死我活，当然那肯定不好，竞争得太过了……但现在越来越其乐融融，互相介绍对象，结伴出游，写回忆文章……这样下去，学阀和贵族就要出现了。”

　　而余切就是那种老派风格的人。

　　于是，这种压力只能不断的积蓄在管谟业的精神世界中，简直让他快崩溃了。苏彤、余桦他们反而很羡慕管谟业呢，他们说：“管老师，你被余切关注，说明他看重你啊，要是你没点本事，他都懒得搭理你。”

　　是，是这么回事。

　　这也是管谟业还绷得住的原因之一。

　　但有时候管谟业实在是受不了了，心里会想：你别给我开小灶了，让我不说话，说实话，实在是比杀了我还要难受！

　　余切偏要这么干，这不等同于肢解我，却不一定重塑我吗？

　　今年，管谟业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这是他的成名作。讲述一个没人搭理，几乎不说话的小孩子被人欺负，最后，这个小孩子爆发出惊人的反抗：他把萝卜地里面所有的萝卜都拔出来了！

　　此事真实发生在管谟业的童年当中，他当时偷拔了一根红萝卜，于是被批评一番，回家后又挨打，他记了一辈子。

　　然后，就写出来这一篇小说。他在小说中拔出了那些他曾经不敢拔的萝卜。可想而知，这篇小说对于管谟业的意义，这就是他弹簧一样的性格。

　　有一天，余切在上课时，忽然提到了这一篇小说，管谟业因此十分紧张。知道管谟业人生经历的作家们，也基本上竖起了耳朵，生怕听到啥不中听的。

　　但余切表扬了他。

　　“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当时很多文艺理论家分析其中的创作风格，我倒不觉得有什么稀奇的，我最记得的是其中的文字功底，体现出这个作家的基本功。”

　　“他写到小男孩的眼睛，分了好几次来写。‘迷惘的眼睛里满是泪水’，然后‘清澈如水’，然后又‘满是惊恐’，最后‘两行泪从小男孩的眼里流出来’，写得十分生动，让人读了之后很同情这个人。”

　　“所以这是管谟业的能力，也是他可能犯错的地方，有时，我们会过于依赖这种能力。”

　　“尤其是当描绘苦难时，容易只写出苦难，没有其他的——这种小说读了是让人很难受的，而且让人怀疑小说的价值。”

　　这一次批评中的表扬，反而让管谟业开始思考自己的功过。他想到了年初看余切《小鞋子》最后一幕时的感想：当时他认为自己写不出那神来一笔——一群金鱼游来了。

　　现在他仍然写不出这一笔。这一个场景无论如何形容都不过分，好似画龙点睛，整个故事的立意都不一样了。

　　难道这就是我和余切之间的区别吗？

　　就算是这样，也不该总是批评我啊。

　　远在阿坝的阿莱，终于给余切寄回了一封信。信上面说“阿坝已经开始了

　　“我认为，格萨尔王不是可口可乐，全世界只有一个，反正他的化身有无数个，有一个落在了你身上，也并不奇怪。”

　　“当然，这种水平的诗，你肯定是不在意的。这边的领导听说了首都发起的‘春雨行动’，竟然一开始是因为阿坝的孩子来创作的，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反复的追问我！但无论我怎么说，他们也不愿相信。直到上面下发的文件，他们才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还记得那个跌落到河里面的小男孩吗，我们这里要修一座桥，以后大家就不需要通过铁索悬挂着过河了。我们起初打算用这个男孩的名字，作为桥的名字，但他的父母生了足足十个孩子，竟然把他的名字用给了其他兄弟！他被人遗忘了！只有我们还记得！”

　　“我们向上面打报告，这个桥因此叫做春雨桥。不知情的人都觉得名字奇怪，因为我们阿坝在春天下雨的时候并不多。”

　　阿莱因为这件事情，被省上面的领导看重，从《草地》这一地方杂志调入川省文学大刊《川省文学》，这比历史上早了数年。

　　老朋友升迁了，余切的心情挺不错。刚好，先前成立的教材编撰委员会，也基本认可余切《如何进行文学研究》一文，这个教材制订的很快，最理想的状态下，今年下半年第一批文学系的新生就会用到这一教材。

　　然后，上面的十多人大名单中，排名前几名的就有“余切”这个人。

　　其实在名单的排列中也闹出过风波，一会儿大家认为应该按照“姓氏”的拼音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如果是这样，余切这个“Y”开头的就不得不放在最后，一会儿有人认为应该按劳分配，那么余切应该排在第一名。

　　巴老、王濛这些躺赢的应该占据倒数前二。

　　那显然有点太狂了。

　　最后这事儿反而没有发扬民主风格，完全是巴老和王濛的一言堂，他们和几个老同志商量之后，决定占了前三名，第四个人的位置留给余切。

　　巴老、玎玲（女同志）、王濛，余切，这四个人为领衔主编。

　　剩下的都是主编，他们按照姓氏的先后顺序来安排。

　　然后，开篇的“编者序”巴老和余切合写，向全国的中文系学生介绍这一文学研究教材的编撰过程。一开头便是：亲爱的读者朋友，在校教师们，我和余切以及其他编者在1985年四月开始经历了漫长的编撰工作……这本书恐怕错漏百出，后面还需要经过多次勘误，但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巴老、余切，以及其他编者留。

　　余切对这种安排自然满意，他该拿到的名誉都拿到了。而且，这个事情让余切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言堂又快又好，比发扬民主管用的多，这类事情屡屡发生。如果杭城会议时，余切没有站出来说话，任由大家扯淡，最终‘春雨行动’这一社会事件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随着“春雨行动”在全国范围的铺开，也即余切的募捐行动在前一轮的落幕。《小鞋子》这一小说终于宣布被沪市制片厂翻拍，它成为余切第一部被翻拍成电影的小说。

　　这不是因为《小鞋子》最有艺术价值，也不是它最容易拍，而是因为原著作者余切的坚持。

　　于是，一整个制片厂的都拿他没办法，谢晋苦劝之后也没办法，只能按照他的想法来。

　　剧组正在招揽演员，因为原著小说基本上发生在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于是这部电影的立项，从一开始就被官方关注，预计当年度拍摄，当年度上映，配合慈善活动，在全国进行半公益性质的放映，这让小说可以供导演发挥的余地更加有限。

　　谢晋只能和余切抱怨：“我准备三个月拍完这一部电影，然后，我希望你能允许我选一部你的小说来拍摄，这才是我真正想拍摄的。”

　　谢晋想起当时为了拍《出路》，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请到了和余切有过联系的所有朋友，最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连大美女宫雪也被一顿斥责了。

　　余切笑道：“我只是个写小说的，我什么也不能决定。恐怕要问出版社，问发行刊物，怎么会来问我？”

　　谢晋啧啧称奇：“今天的《十月》，难道不是你来做主吗？总编苏玉是你的老乡，副总编张守任是你的个人编辑，‘新现实’是《十月》期刊的最大招牌。你就是这个杂志的灵魂人物。在寄给读者的来信中，一半以上都是冲你的名头。”

　　谢晋还不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新加入来的作家，也几乎是看到余切的发展，才投稿到《十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