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股东 第187节

　　他和中宣部长潘汉年同志关系很好，他能下放，潘汉年同志应该做了工作，目前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也是从昆仑省调过来的领导同志，他也比较熟悉，丁书记这样一位干完一届就要退休的老同志想完全压制他很难……

　　不过李思明自己也清楚，他没有背景，能有今天是机缘巧合，丁书记资历比他深，瞧不起他，压制他，他如果一上来就对着干，反而会被人认为是恃宠而骄，相反，他退避三舍，做出自己的本分，大家伙就不会说他不对。

　　他毕竟是二把手，哪怕心里再委屈，也只能放在心里，这不是他想忍辱负重，也不是什么家丑不可外扬，而是他很清楚有些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彻底，还要尽可能撇清关系！

　　不过随着丁书记越来越过分，李思明也越来越坚守原则，他在一些人和事的安排上保留自己的看法，不过他还注意给丁书记面子，往往会选择两人私下交换意见，或者五人小组会议时表明态度，所以现在两人虽然表面维持着和气，但已经变得貌合神离。

　　这一次协调会召开了一个多小时，李思明东拼西凑，又拍板决定暂停了几个不太敏感的项目，又拖延发放一些资金，总算凑出了一笔钱交给市三建，同时要求各个市属国企加紧催款，按照协议该归还的钱，归到账的钱，必须尽快到账……

　　对商贸城项目，会议上并没有提及，虽然市工建委轻工局长调过来的钱副市长对商贸城项目不断抽走资金十分不满，旁敲侧击了好几次，但李思明还是没有表态，不能太着急。

　　当然了，李思明也不是善茬，除了专款专用以外，他也乘机对市三建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行清理，他还盯着市三建收款条件极其宽松的项目不断询问，这两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利润少，付款宽松，这么一拖，项目能保本就不错了！

　　李峰风当面不敢说，背后跟他的秘书说这是丁书记指定的项目，他的秘书要求他放宽付款条件，他也没办法，李思明听完眉头深锁。

　　他来南通已经两年了，他很清楚丁书记这个山西人和一些晋商关系不错，他不敢说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但这么违反常规干预企业正常运转完全违反了中央规定，而李峰风不可能不知道，但他还是做了，他会不会也有问题？

　　在前往香港招商并筹资前，李思明召开了一次市长办公会议，以目前财政困难为由，做了几项规定，要求国资委把南通市内重点企业的账上现金、短期借款和库存情况半个月一报，要求加大库存清理，各单位拖欠资金的情况要积极追索，现在账上一定要有钱，才能扛过严冬。

　　他同时进一步收紧了财权，以前五十万以上需要他这个市长签字，现在李思明决定金额超过20万，需要他签字，二十万以下由钱副市长签字。

　　农业副市长老戚去年年底才入常，有消息说，过一段时间就要转组织部长，他和财政局长看了一眼，两人都挺头疼，市长收紧财权，很多资金的拨付就必须上报市长，以市长的习惯肯定要拖延，老戚提醒道，“市长，这一类的工作流程调整，属于重大事项决策吧！”

　　李思明看了一眼老戚，很不以为然的说道，“现在日子不好过，党政机关要带头勒紧裤腰带，收紧财权，把更多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是应有之举，这不过是临时调整，哪来的重大事项决策！”

　　“这……是否向丁书记汇报下？”

　　钱副市长火了，书记管人，市长管钱，这是原则，丁书记怎么什么都管？！现在日子不好过，市长想规范管钱用钱是应有之举，老戚叽叽歪歪，明显有歪心思。

　　从市工建委调过来担任常务副市长，钱副市长雄心壮志，但他很快就发现财政局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管不到财政局，他这个常务副市长就变成了打杂副市长，他也是常委会成员，背后也是有大佬的，这如何能忍？所以他很不客气的说道，“老戚，你还没去组织部上任，现在还是市政府党组成员！”

　　老戚闹了个大红脸，他忍不住争辩道，“老钱，我这是就事论事，你这么夹枪带棒干什么！”

　　“你敢做，还怕人说？！”

　　“你！”

　　“好了，别吵了，就这么定了，先执行，老戚，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在常委会提出议案，这是你的权利！”

　　李思明这句硬邦邦的话说出来，老戚立刻哑巴了，他没想到市长突然态度这么强硬，他不敢再说话了，而钱副市长也长出了一口气，李市长资历浅，平日里比较谨慎，有些事不太管，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还是挺能扛事的，怪不得能得到景生书记的器重……

　　钱副市长有些不太明白丁书记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明明知道李市长前途无量，却一直压着他，还不断插手市政府的工作，哪怕你是上海市委常委，天然高一级也不能这么欺负人，真以为一个四十不到的市长是那么好欺负的？

　　虽然李思明脾气不错，硬生生忍住，但钱副市长却一直很小心，并没有靠边站在丁书记一边，而是秉持中间立场，他很清楚李思明可以忍一时，不可能忍一世，一任市长五年，若是一直被丁书记压着，上面的领导会怎么看？他还想不想进步了？

　　果然现在中央收紧银根，南通财政出现了困难，这会李思明提出加强对财政的管理，合情合理，不管是基于工作分工，还是基于形势发展，钱副市长都果断的站在李思明一边，丁书记又不是很懂经济，若是由着他，搞出了大事，他们也要背锅，现在这样处理，时机确实比较成熟。

　　李思明或许知道钱副市长的想法，也或许不知道，他又交代了一番，并指示钱副市长就财政问题到下面的县做一些调研，做好市县资金的协调使用，这个时候，要拧成一股绳，力量往一处使。

　　到了下午，李思明带着秘书，然后喊上司机，跑去南通中英合资的一家造船厂视察工作，李思明在黄埔船坞和英方经理处得不错，英方经理获悉一家英国船厂看到黄埔船坞干得不错，也有心在中国搞一个合作船厂，就联系了李思明。

　　李思明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向市里汇报，郭市长拍板搞了一个工作组，亲自担任组长，又带着李思明去了好几趟英国协调，终于在1966年下半年成功达成了协议。

　　在这个过程中，李思明这个东道主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项目开始落地，李思明时不时过来看一看，有时候厌烦市里各种破事，也会过来瞅一瞅，看完之后，心境慢慢平静下来，他要做的是事业，不是那些蝇营狗苟的事情……

　　李思明跑船厂次数跑多了，南通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都知道，只要一听说市长去了合资造船厂，就知道市长吃了瘪，然后私底下笑话，甚至传出种种流言蜚语。

　　还有人把这件事传到丁书记的耳边，本来是想讨好丁书记，没想到被丁书记骂了一顿，市长这是实地解决合资船厂的困难，你们胡说什么？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丁书记心里还是很爽的，一个走了狗屎运的家伙，竟然四十刚出头就做了市长，他这样早早参加抗战的同志却一直沉沦基层，好不容易成为了中管干部，可他娘的都要被逼着退休了，他为人民服务的心思火热着呢，他的身体也非常好，凭什么要他退休？

　　所以每每看到年轻的李思明走来走去，他就心里不舒服，忍不住就想打压，或许是因为心态逐渐失衡，或许是即将退休，丁书记越来越热衷于做一些光鲜的事情，谷书记说发展要修路，修好路，南通的路也是八车道，很多同志不满意，但他却念念有词，要有长远眼光，我们跟着谷书记做没错……

　　作为东南地区首屈一指的轻纺基地，等到上海轻纺企业完成迁徙，南通就是全国排名第一的纺织大市，可却只有一个规模很小的交易市场，那合适吗？所以也要上商贸城，而且越大越好！

　　丁书记还想修市委办公大楼，不过中央有一条恶心死人的规定，各地的党政机关不允许办任何疗养机构，若是觉得办公场所无法满足需要，可以兴建，但不能超过当地排名前十的学校，等建成之后，将由上上一级巡视委员会过来考察，若是有关部门检查后认为超过了，那就换一个牌子……

　　丁书记显然不愿意修学校，他只好把自己的办公室装修的好一些，幸好中央允许干部子弟经商，他也举贤不避亲，让亲侄子和外甥女婿为南通的发展做了不少贡献，办法也很简单，这两个孩子作为幕后老板的山西企业获得了南通市政府的大单子，然后转包出去，一转手就是一大笔钱到手。

　　不过这种稳赚的生意到了1967年竟然出了问题，倒不是这个项目的事情，而是孩子们生意铺得比较广，除了在南通做政府生意以外，名下不仅有煤矿，还搞了一家名叫山西汇通的贸易公司，在全国各地从事黑色金属还有一些特种金属矿产品的进出口。

　　国家鼓励出口创汇，早早放开了外贸公司的种种限制，而只要与洋鬼子签署了外贸合同，收到对方传真过来的信用证，就可以不用抵押物拿到银行的贷款。

　　侄子很有能力，他拿到银行汇票到处跑业务，办理交货时，也很小心，他虽然转款，但还是紧紧攥着底单不给货主，声明不发货明天就撤单。

　　对方说正安排发货，先喝酒庆祝一下，也不知道是喝多了酒壮人胆，亦或是对方在酒水中放了什么，反正侄子这头刚下桌上楼进了门刚褪下裤子，那头湖南的警察破门冲进来给按在床上，逮到所里关起来兜里的东西全部上缴。

　　货主给他送了三天饭，然后保他出来，侄子感激得出来后抱着对方涕泪交下，说其实自己什么也没干，孰不知货款已如黄鹤……

　　货款没了，再想要货千难万难，丁书记闻讯后，气得七窍生烟，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一边招人帮忙，追回欠款，一方面又托关系，拿到了国有大矿的产品，重新办理货物，安排出口。

　　没想到货到了国外，又被通知大货和样品成分不一致，信用证被扣款，一来二去，别人赚钱的贸易公司竟然亏了好大一笔，偏偏这些资金大多来自于南通项目，这也影响到南通项目的进展。

　　听到下属单位抱怨后，李思明也搞起了幺蛾子，他进一步收紧了财政资金的拨放，又要求儿子控制的几家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拿出钱，不能影响到各个项目。

　　孩子的压力越来越大，丁书记也相当发愁，他虽然是一把手，但也做不到一手遮天的地步，书记管人，市长管钱，他也不能越俎代庖，李思明并不好惹。

　　他压制李思明一天两天还能瞒得住，这已经是两年多，知道的人不再少数，市委彭书记已经点了他两次，让他放手锻炼年轻人，而来自昆仑省的组织部长则一直卡着南通市好些干部的任命，这十有八九和李思明有关，他是昆仑省出来的……

　　丁书记虽然有些私心，但也明白有些事不能过，他可以利用常委会给李思明上上课，但在大家都缺钱的当下，他想让市里的资金优先填注册在山西的企业，常委会那边根本就通不过，哪有自家孩子不照顾，先照顾外人的道理？更不要说那几家山西企业该垫的钱不垫。

　　丁书记愁得要命，可他又变不出钱，虽然他是领导干部，但越是高层，越被人关注，他也不能太过，思前想后，他抓起一个电话，拨给了市信托公司彭总，两人关系不错，市信托在南通的项目，他也比较照顾，这个时候，让他帮帮忙，就算老秦要的利息高一些也没什么。

　　此时此刻的丁书记并不知道，中央监委一个工作组已经秘密来到了上海，鉴于前世稀土胡乱出口的教训，谷雨一向极其重视稀土钨钼锑锗等中国具有主导地位的关键金属矿的管理，国务院二局（经济科技情报局）有一个专门的部门盯着这一块。

　　这个时代电子工业刚刚发展，稀土还不怎么引人注目，但钨钼锑这一类则完全不同，这是战争相关的金属，而在一些领域，锗又是硅无法取代的，所以各个大国都比较注意收储，所以凡是掺和这一块贸易的企业也会被留意，然后创建相应的管理档案。

　　山西汇通被国务院二局调查之后，丁书记的身影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即便到这一步，要不要调查丁书记也在两可之间，因为类似的事情并不少，丁书记的家人搞的也不算离谱，不过国务院二局还是向书记处和中央监委打了一份文件。

　　主持党务的是谷景生看到之后，相当皱眉，谷景生又是上海老书记，他知道丁书记和薄一波走得比较近，被薄一波提拔为副部级干部，谷景生自然不会提拔他。

　　考虑到他的年龄，谷景生也没什么打压的想法，换届前丁书记就被安排到南通，干一届安排退居二线，这么安排的目的是让他带一带李思明。

　　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那么压制李思明，谷景生夹带中的干部不少，但李思明这种经历丰富，与他关系很深，且十分符合谷雨用人胃口的干部也是凤毛麟角。

　　这两年李思明在夹缝中，表现还不错，而根据中央的考虑，到1968年，25年前后的干部会相机提拔一些位副部级干部，让他们承担重任，主政一方，李思明一直在那份名单中。

　　虽然李思明排名比较靠后，但能够进入名单当中，并被安排在上海，就说明他后面的推动力不小，谷景生也想了解一下这两年南通到底发生了什么，思前想后，他在丁书记的名字上画了一个问号，然后中央监委的工作组就下来了……

第179章 上海信托案

　　上海信托总经理秦正云接到丁书记电话时，刚刚结束了一场饭局，国家收紧银根，各行各业都缺钱作为金融子系统，自然成了各路人马眼中的香饽饽，彭总这段时间忙得很，有太多太多人，想从他手里搞到钱，各种饭局不断。

　　丁书记打打电话就想搞到钱，哪有那么容易，不过彭总也不敢把话说巨额，反而要想办给丁书记筹集一些钱，这可是上海市委常委，拥有投票权，他这个上海信托总经理是正厅级干部，上海市委拥有决定权，惹毛了丁书记，他提议给他换一个位置，比如什么上海政协常委，那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彭总现在的心情有喜有忧，喜悦的是，现在这种局面下，他不仅可以得到很多人情，信托公司以较低的价格拿到不少优质资产，这对他的未来很有好处。

　　但忧心的是，现在缺钱的人太多，但信托公司的盘子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个不小心会得罪人，而此前投资的诸多资产，目前局面下，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冲击……

　　刚刚放下电话，另一个电话又响了起来，秦正云听完立刻站起来，“怎么会这样？赵正海是疯了吗？他怎么能给淮海那个破厂九千多万？他哪来这么多钱？

　　什么？他跳过总部，用分公司的名义贷了八千多万？这怎么可能？当地银行是疯了吗？他们难道不核实就贷款？他们给我们打一个电话的时间就没有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肯定有问题！这是九千多万，不是九千多，我们怎么还？我怎么和市委交代？”

　　“彭总，赵正海在淮海那么多年，与正阳纺织厂，还有淮海各个金融机构十分熟悉，他们肯定是串通在一起诈骗，唉，淮海分公司天高皇帝远，我们监管跟不上，被他钻了空子！”

　　“王八蛋，等老子找到他，一定扒了他的皮！”

　　“鬼知道他现在跑到哪里去了？”

　　“怎么办？怎么办？”

　　“必须立刻上报，这件事不能拖，我担心提供贷款的不仅仅是淮海正阳市，可能还有其他地方的金融机构，这是一起有预谋的大案！”

　　秦正云耳朵嗡嗡的，他知道自己完了，彻底完了，这个锅太大了，他背不起……中国现代信托业诞生于民国期间，一开始是欧美银行，然后是华资银行有样学样，等到中华共产党得了天下之后，信托业获得了大发展，这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

　　中国共产党得天下的过程中，属于各个根据地分散搞，战争期间又搞过大生产运动，所以大大小小的部门单位手里都有钱，各个都有小金库，三反期间，很多挪用、乱用小金库资金的干部被处置，但是那些小金库都是各个单位辛辛苦苦赚来的，总不能被直接收公。

　　谷雨做出妥协，中央成立华润信托、中信信托和保华信托三个信托集团，分别对应党务口、政务口、军警和军工等强力部门，其中保华信托最有钱，由谷雨亲自管理，其资金来源大多来自于各军区、各部队和生产兵团，其收益部分也是用于军队和军工发展。

　　而在地方，谷雨借口信托业属于新型金融业，必须在城市设定信托公司，他根据情况设定，有的省一家没有需要和隔壁省凑在一起，有的省则有两家，比如广东就有广州信托和南方信托；浙江就有杭州信托和宁波信托；山西就有太原信托和大同信托。

　　大大小小的信托公司成立时，中央和地方用财政资金出了一部分钱，各单位收上来的小金库算是信托资金，利率要比银行利息要高，赚到了钱，那些出钱的单位可以把钱用于所在部门的发展。

　　但都在公家的钱，你不能随便几个头头脑脑就拍板乱用，说白了，就是把原来中央看不到的钱放在明处，方便查账，这本质上是一种中央集权的手段。

　　信托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三块，一块是党政机关部门委托投资或贷款的信托资金，比如一开始收缴的小金库，后来规模越来越大，比如财政部门可有偿使用的预算外资金；又比如劳动保险机构的劳保基金、住房公积金、医保基金；国有科研单位各种经费的结余部分；一些学会、基金会的基金等等。

　　信托业有了资产，自然可以申请银行贷款，并发行债券和各类信托产品，不过这一块有相应的限制，经营不好的信托公司，国家不给批债券。

　　第三块则是各类投资者的资金，建国初期，各种机会太多了，只要不乱来，赚钱容易得很，背靠中央和地方的信托业只要不乱来，自然发展迅速。

　　而随着这些企业的发展，自然也吸引了香合组织、华侨和民营资本的投资，国家也顺应各界的呼声，先后允许一些香合国家的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国内也有几个民营金融机构，一些搞的好的企业也入股、参股各个信托公司，就这样，中国信托业红红火火的发展起来。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不管是党政机关，还是各种社会资金都非常多，上海信托自然水涨船高，而其投资范围不仅仅包括上海市，也扩张到上海周边地区，都是繁荣地区，亏本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所以上海信托迅速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信托公司之一，财力雄厚。

　　但中国的事情往往并不简单，中国共产党是在老少边穷地区起家的，而且各个边疆和海外省情况也都不是很好，所以中央明确规定沿海发达地区有帮扶重任，帮着修桥铺路，改善基础设施，当地一些农副产品，帮扶地区也有义务帮着解决。

　　上海自然有帮扶的任务，而这一块的工作大都是用信托公司用项目投资的方式来处理，而这一类的项目十之八九肯定亏钱，但不搞又不行，这是国企的政治任务。

　　上海虽然工业发达，但毕竟地方有限，上海所需的各种工农业物资也都需要从全国各地采购，比如上海缺粮，要从富国省调动，富国省总要有一些投资吧；又比如上海缺煤，需要从淮海调，淮海省希望上海信托投资，你好意思不投钱……

　　事实上不仅仅国企如此，民企和香合国家的金融机构也都有类似的投资，他们每年都要拿出一笔钱搞慈善、希望工程等等，这叫社会责任，虽然中央不会主动说，但你不这么干，有些机会你就得不到，这一块中央心里有一本账。

　　不过中央对这一块的操作一般是针对金融机构或者那种民生行业的企业，竞争性行业企业禁止搞这一类的事情，谷雨曾经有一个讲话说金融机构和民生行业的企业的利润来源很多来自于国家让渡的权力，既然国家给你让渡权力，你就有义务给国家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相反，竞争性企业就不同了，他们的身上不能背负太多的负担，要不然就没办法对外、对内竞争，这一类企业一旦因为社会负担过重，影响了竞争力，直接会影响国家的竞争力……

　　在制度上，中央也进行了调整，中央和省一级的国资委进行了调整，成立了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前者专门管理各类金融机构和各种民生企业，后者管理竞争性国企，相应的考核标准也不一样，而且措施也完全不同。

　　这些年，中央一直在鼓励省一级的大型民生企业兼并市县一级的民生企业，既可以提高技术水准，又可以避免市县两级单位乱来，可以加强管理，不过地方的医院、自来水厂、煤气厂、电厂大多是来钱的单位，地方往往舍不得给。

　　但在竞争性企业这一块，国家的态度则是另外一回事，谷雨同志坚决反对胡乱兼并的行为，反对把一群小国企凑成一个大企业，比喻为一群小舢板，就算用绳子连起来，也成不了航母。

　　一些地方干部的思想比较保守，他们推动经营的比较差的大中型号国企强行兼并搞的比较好的民企或者集体制企业，谷雨同志认为这种强行拉郎配的行为绝不能成功，还说自己烂就算了，不要把别人拖下水。

　　虽然谷雨同志这么说，但还是有一些地方干部不听他的警告，继续这么干，虽然前几年经济形势不错，但随着中国轻工行业的产能日益过剩，但已经有一些企业扛不住。

　　这些企业自然想活下去，他们往往会搞出种种新方案，比如引进先进设备，往赚钱的行业发展，为了筹资，他们什么条件都敢答应。

　　而地方干部肯定也不愿意让自己辛辛苦苦搞起来的企业破产，这样的大企业往往都有万人以上，牵扯到无数家庭，一旦出问题，谁也吃不消，他们想的是能撑多久就撑多久，他们同样手段用尽。

　　可地方没那么多钱怎么办？自然就要找银行、信托等等金融机构，为了达到融资目标，他们总会想办法协调，有些领导干部甚至于用地方财政担保，签字画押这一类的事情也发生或。

　　这些地方干部并非不知道这些企业负责人的做法属于寅吃卯粮，迟早要暴雷，但只要不在自己的任上暴雷就行，至于以后的事情，他们才不管呢！

　　而银行和信托公司等等金融机构实际上大多清楚那些企业有问题，不过既然地方政府担保，他们也大胆放款，好多赚一些钱，至于未来出了问题怎么办？地方政府不是担保吗？几年前，中央为了逼地方还债，直接扣除物税委的税收，到时候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嘛！

　　当然了，一旦搞成这种鱼死网破的方式，大家都不好受，所以各家金融机构的做法是给一部分，但绝不能多给，以避免风险过大，但此时建国时间不长，各种制度并不完善，有太多太多绕过制度的办法。

　　上海信托在淮海有一些援建项目，负责人叫作赵正海，他领导的淮海分公司这几年发展的不错，但就在国家政策突变，收紧银根后，他借口去上海开会，离开了淮海。

　　等到三天之后，淮海分公司询问总部，总部很纳闷，赵正海没过来开会，秦正云感觉不对，立刻派负责财务的副总前往淮海，然后他们就发现赵正海捅了一个天大的篓子。

　　也不知道赵正海是怎么发的疯，他竟然前前后后给了淮海省一个地方国有企业九千多万，他甚至于用上海信托淮海分公司的名义在正阳一带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总共贷款了八千多万，这些钱金额并不大，属于分公司可以自己管理，而账目上又说是借给了这家地方国有企业。

　　随着国家收紧银根，这个一直拆东墙，补西墙，靠着借款发展的国企立刻陷入了困难，其负责人也不知所踪，市政府接盘之后才发现这个破厂子竟然前前后后贷款了两个多亿，市政府当时就麻爪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窟窿会这么大！

　　上海信托淮海分公司拿着一份协议找到了地方政府，当初你们承诺担保的，这笔钱你们得付，但本来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的市政府却不买账，你们是企业行为，凭什么要让我们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