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股东 第270节

　　原因很简单，贵国是小麦出口国，却是玉米、大豆进口国，若是中国大量进口玉米、大豆，必然会推高市场价格，这对贵我两国都不利。

　　这同样符合中国的现状，中国水稻产量越来越大，若是不断扩大出口小米，国际市场上的小米价格就会受到冲击，为了保证小米出口价格，必须增加国内小米消耗，这也意味着小麦需求量就会下降。

　　而随着中国饲料产量不断增大，中国必须种植更多的玉米和大豆，这也需要减少小麦种植面积。

　　中国的小麦主要在华北地区，小麦主要生产期又都在干旱季节，华北又比较缺水，灌溉主要依赖地下水，长期以往，华北缺水会越来越严重，而种植玉米和大豆则会有所好转……”

　　谢米恰斯内缓缓点头，接受了中国同志的解释，中国的理由合情合理，也确实更符合苏俄的利益，苏俄小麦等口粮一直对外出口，数量虽然不算特别大，好的年份七八百万吨，不好的年份只有一两百万吨，但总归不需要进口。

　　苏俄主要进口的饲料粮，若是中国为了保住小麦产量，大规模进口玉米大豆，必然会造成玉米大豆大涨价，反而对两国不利……

　　“随着中国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未来中国将大量进口小麦，适当进口玉米和大豆，在保证口粮的前提上，尽可能提高肉类和乳制品的供应量。

　　我们也希望贵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小麦、玉米和大豆这一类更容易机械化的粮食作物上，扩大贵国优势比较大的肉奶出口量，与我国互通有无……”

　　谢米恰斯内再次点头，现在看来，中国的选择确实比较理性，各国的国情不一样，不能妄图什么都自给自足，做不到的，哪怕中国农业搞得不错，也同样做不到，还不如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未来苏俄对华出口小麦、肉乳制品，换取中国的蔬菜和苹果，双方互相有需求，这样的贸易稳定性也会增强不少，苏俄也不用担心被中国拿捏，只是国内各个集体农场需要更加努力才行，他们能做到吗？

　　谢米恰斯内不知道答案，不过有一点他是知道的，中国的实力已经大不一样，马祖罗夫稀里糊涂的压制政策明显不成功，但对中国搞收买，纵容中国不断壮大，对苏俄的冲击也会非常大，真是难做得紧！

第245章 开屏的孔雀

　　苏俄科学家尤里·奥索金正在北京高新区参观，北京高新区位于北京高教区旁边，这是北京两座卫星城之一，北京高教区拥有中国最好的几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等二十多所高校。

　　而北京高新区则坐落着中国电子、中国通讯、中科计算、梦想电子等中国一流的电子企业，这里有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实验室和生产设施，以计算机、通讯设备和工业控制系统为主要发展方向。

　　这里被外界公认是中国的硅谷，不过陪同奥索金参观的斯坦福大学同学，现任的中科计算副总工程师贝嘉成告诉他，类似定位的高新区，中国还有两个。

　　一个是以高创电器、松下电器、上海三大民营电器（华林、华生、宏音）、长江存储为核心的上海高新区，该高新区集中注意力于存储芯片和家用电器相关芯片的研发，而支撑这个高新区的上海几十所高校。

　　第二个则是香港，香港高新区与各个大学混在一起，里面有一大堆外向型电子电器企业，设计和研发基地在香港，生产基地在深圳。

　　香港硅谷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但也有比较大的企业，其中的佼佼者有七个，四个是广东这些年从草莽中杀出来的企业，这些年一步步发展壮大，这四家企业都是从小家电起家，然后向大家电拓展。

　　另外三个是华侨集团下属的华侨电器、刘鸿生家族的光华电子和荣家的宏文电子，这三家企业的发展模式非常类似，都是被谷雨要求创办电子企业。

　　他们基本都是从电子管收音机起家，后来搞晶体管收音机、集体电路收音机，六十年代搞录音机、音响和黑白电视机，目前已经推出了新一代彩色电视机，对外出口。

　　三个中国“硅谷”的核心企业各不相同，北京高新区以国有企业和高干子弟创办的民营企业为主，上海高新区以抗战时期内迁，国家控股、参股的混合型企业为主，而香港高新区则以解放后让民营资本家和华侨筹办的民营企业为主。

　　除了三个中国“硅谷”以外，九州日本的福冈市也有一个高新产业园区，云集着九州日本的相关企业和人才，中国和本州日本也都有不少投资。

　　奥索金听完，吃惊的问道，“有必要搞这么多硅谷吗？”

　　“半导体是一个新兴产业，发展非常迅速，我们不知道哪一种模式最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干脆多搞几个硅谷，几种发展模式都尝试，最起码可以做起来一个！”

　　“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想法，不过中国资本和人才本来就不足，中国政府吃得消那么大的投资吗？”

　　“贵为两国的发展模式不同，我们是国家搭台，企业唱戏，鼓励小微企业创新，虽然国家投资也很大，但主要依靠民间投资，投资的目的首先是满足民用需要，军用产品则在民用产品的基础上进行研发，说白了，就是民用带动军用！”

　　“贝，你应该知道，顶端科技首先应用于军事是惯例！”

　　“半导体的发展规律不同！”贝嘉成感到非常奇怪，奥索金怎么会不清楚这个，“我们研发一架战斗机，往往可以用十几二十年。

　　但按照摩尔定律，半导体最多两年就能更新一代，十几二十年，足够半导体更新不知道多少代，所以集成电路领域的民用产品性能很容易超过军用产品，用民用带动军用并不奇怪！”

　　“摩尔的说法只是假设！”

　　“但过去十年集成电路的发展说明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奥索金沉默片刻，他想起了从美国回来的某一位同志，他和中国人的想法比较类似，不过被肖金部长赶去退休了……

　　“中苏两国发展电子思路的不同，中国的军工企业同样可以搞民用工业，而我们的民用工业和军用工业是分开的！”

　　“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没有贵国那么多人才和财力，只能用这样的办法！”

　　奥索金很不适应这样的对话，他干脆挑明了来意，“在计算器出来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中国已经实现了集体电路的低成本量产，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这确实很难，我们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完善了上下游，才一步步实现了量产，但我们的良品率与美国同行还是有一些差距！”

　　“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美国半导体公司的最新设计，可以与中国同志分享，不过作为交换，我们需要知道你们低成本量产的秘密！”

　　“美国各个公司每年这样那样的设计太多了，我们会参考美国芯片设计，但还是以我为主，这也会避免民品出口时出现专利纠纷！”

　　奥索金显然不愿意相信，他更认为对方是讨价还价的伎俩，“美国的芯片很强，中国出口企业使用国产芯片，性能肯定不行！”

　　贝嘉成心中一动，上级通报苏俄的芯片大部分仿制美国，徒有产量，但良品率很一般，从奥索金的反应来看，应该没错，他把美国的东西当成了宝贝，美国的东西确实不错，但中国不是苏俄，不可能全盘照搬美国人的东西！

　　中国的半导体发展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以民用产品为主，军品设计时，也要考虑民用需求，而且要求必须考虑民用产品未来对美国的出口，若是借鉴美国的设计，相关的半导体设计公司必须做出说明，避免出现专利纠纷，造成重大损失。

　　为了规范半导体设计，国家标准委员会又命令中科计算组织牵头搞出了一系列规范性的要求，各个设计单位搞出了好东西可以申请，从统一基础门电路开始，然后进入到几十门的小型集成电路，一步步实现标准化。

　　不仅仅电路设计如此，编程要求也是如此，按照图灵的要求，统一了国产计算机的汇编语言，后来中科计算又推出了中国第一代高级语言。

　　等到了1958年，在听说美国同行统一算法语言后，中科计算第一时间加入，ALGOL高级语言也随着中科计算的加入，变成了一个国际标准。

　　而随着与国外同行接触的增多，中国半导体行业也变得更加开放，各种设计也更符合国际规范，这也有利于中国半导体企业走出去。

　　与美欧苏等国不同，由于中国半导体制造基础薄弱，国家从一开始就指定中电总公司、中科院等联合成立中芯半导体，集中全国人才搞半导体制造，打通上下游。

　　后来发现中电总公司做事有些邋遢，中电总公司下属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和材料制造公司陆续被拆分，并进行了一系列专利授权，打破了垄断。

　　而中科计算、长江存储也分别成立了中科半导体和长江半导体，陆续进入到半导体制造行列，其技术来源都来自于中芯半导体，不过两家侧重点不同，中科计算侧重于处理器研究，长江存储则侧重于存储芯片研究。

　　各家芯片设计公司拿出设计后，交给三家负责代工的半导体公司制造，这样分工之后，半导体设计企业安心搞设计，半导体制造企业则安心搞生产。

　　一系列标准化设计既有利于培养人才，更有利于三大半导体的快速制造，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样做根本没有必要，我们又不需要制造那么多集体电路，搞那么复杂干什么，自己制造就行了。

　　不过时间一长，大家伙就发现好处很大，需求单位和三大半导体联系时，可以查看其他公司的民品半导体设计概图，很多人发现发现把别人的芯片修修改改，就可以用，压根没必要重新设计。

　　这样一番操作之后，需求单位的研究速度自然会加快，若是直接用通用芯片，成本也会大为下降，而市场已有的通用芯片也会带来更多的订单，自然又有了一笔额外收入。

　　一开始是军品为主，民品企业盯着军品企业的设计概图，想着薅羊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品企业也推出了一些比较有意义的设计，军品企业也会盯着民品企业的设计。

　　有些芯片底核不变，采用军品制造，也会加快设计速度，而对于军事单位来说，有时候速度就决定了项目的存亡。

　　随着通用芯片的需求量增加，三个半导体的订单越来越多，他们更加舍得投资洁净实验室，并进一步抠各种细节，提升生产效率，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良品率，制造成本自然就开始下降，一切都进入到良性循环中……

　　当国家发现这一切之后，更是进一步加强了相关规定，并想尽一切办法扫除各种行业壁垒，铁路、电力这样的强势民用部门半导体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他们习惯性的找理由，想搞自己的芯片制造都被中央坚决打了回去，不允许另搞一套。

　　而在六十年代，中国启动了规模空前的自动防空网建设，这是一个投资超过原子弹的重大项目，通过这个项目，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半导体相关人才，一举打通了整条半导体产业链。

　　虽然中国的工业基础一般，设备和材料技术技术含量不够，良品率不如美国同行，但中国还是成功实现了半导体的低成本量产，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贝嘉成作为行业内部人士，当然知道这些东西才是中国半导体工业欣欣向荣的基础，而不是什么美国的芯片，就算中国的国产芯片差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不断改进，这事实上就是以我为主。

　　而从奥索金的思路来看，苏俄到目前为止肯定没有找对路，或者说他们实在小瞧了中国人，竟然把美国的芯片当成宝贝，还想着用美国人的东西和中国交易，美得他们……

　　贝嘉成不以为然，稍稍解释了一番，再次强调中国的芯片是以己为主，奥索金虽然不太相信，但还是想试探获得中国的量产生产线。

　　贝嘉成想了想说道，“只要国家批准，也有足够的利润，中科计算并不反对转让量产生产线，并帮助贵国提升良品率。

　　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即使贵方与我方的设备和材料完全一致，也复制了生产过程，各种调试也需要很长时间，而且等你们吃透，美国的新东西可能又出来了！”

　　“我们也知道这一点，但与贵国的交流对我国很有帮助，我们很有兴趣，也拿出了非常有价值的交换！”

　　奥索金从来没有想过他竟然要来到中国，但他却不得不来，因为中国的微电子技术的进步实在令人震惊。

　　中国的军工系统已经可以设计出十分先进，与美国同类产品相比，似乎也不逊色的芯片，也可以低成本量产普通计算器所用的芯片，而这都是目前的苏维埃做不到的。

　　奥索金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在四十年代初的卫国战争期间，他的父亲被派到中国工作，当时条件困难的苏俄，为了缓解压力，也让援华人员的家属一起来到中国。

　　奥索金一家人被安排到长沙，在一家制药厂工作，其父是技术专家，其母则担任工厂子弟学校的俄文教师兼科学教师，他则从小和中国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文。

　　1949年，中苏关系恶化，奥索金一家返回到苏俄，由于从年轻时起，奥索金就以超强的记忆力而出名，又由于其特殊的经历，中学没有毕业，他就被KGB看重了。

　　中学毕业后，他获得了莫斯科一所顶级学术学院的入学资格，专攻晶体管，而与此同时，他被苏俄KGB招募，接受了十分严格的培训。

　　不过中国对苏俄的半导体工业兴趣不是很大，奥索金并没有前往中国，而是去了美国，就在1959年秋天，奥索金搬进了斯坦福大学的宿舍。

　　尽管冷战时期的竞争接近巅峰，但这两个超级大国已同意开始通过交换生交流，奥索金是少数几个由苏俄挑选并通过美国国务院审查的学生之一。

　　在斯坦福期间，奥索金大开眼界，他与顶尖的美国科学家一起工作，接触了很多美国顶尖科学家，这里面就有威廉-肖克利，他还请威廉-肖克利在他的专著上签名，威廉-肖克利很有意思，一边签字，一边狂喷苏俄无耻的盗版行为。

　　还拿中国和苏俄做比较，说中国虽然穷，但中国客客气气的过来沟通版权问题，还请他过去讲学，同样是CP国家，苏俄竟然还不如中国！

　　和奥索金一起工作的还有很多位中国留学生，里面就有贝嘉成，他很快就发现这些中国留学生都是非常聪明的人。

　　他们在中国最顶尖的大学读书，全部精通英文，懂德语的不再少数，相比于苏俄有限的交换生，中国的留学生更多，有的是按照中美留学生协议，公派留学，有的是与中国国内的私营电子企业签约后，由企业赞助前往美国留学生。

　　奥索金懂中文，他可以与那些中国留学生直接交谈，他就了解到，中国格外重视电子和半导体，自四十年代初开始，就不断往美国派出留学生，此时每年来到美国的电子相关专业留学生超过两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因私留学。

　　这些留学生有一部分留在了美国，然后在德州仪器等美国有名的电子企业工作，大部分后来返回中国，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的电子工业发展迅速，中国很快推出了高水平的晶体管收音机和助听器，甚至卖到了美国。

　　奥索金在斯坦福大学留学一年后，返回苏俄，与他同时回国的还有一名叫马林的科学家，他们的行李箱里装着一个小东西——TI的SN-51芯片，这是美国销售的首批集成电路之一。

　　在回国之后，国家电子部部长肖金给了他们一个命令：“复制它，一一对应，不能有任何偏差。我给你们三个月的时间。”

　　马林和奥索金，以及其他一组工程师把芯片放在显微镜下，通过镜头观察其电路，很快就完成了任务，为祖国的国防工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完成研发之后，奥索金被分配到里加的一家半导体工厂，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是苏联最好的大学的毕业生，奥索金领导他们为苏俄的太空计划和军队制造半导体器件。

　　厂长给奥索金的任务是在一块锗上建造一个有多个元件的电路，即所谓的集成电路，这是苏俄之前没能做到的。

　　1962年，奥索金完成了任务，拿出来的集成电路原型已接近硅谷的水平，当时的苏俄科学正在崛起，重工业航空业领先于美国，奥索金和其他苏俄科技工作者都认为在半导体工业赶超美国也是迟早的事。

　　不过事实证明他们过于乐观了，奥索金在六十年代中期被调到莫斯科，进入到苏俄的硅谷--泽列诺格勒工作，在这里，奥索金感受到了苏俄微电子工业的蓬勃发展。

　　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泽列诺格勒就新建了一大批微电子工厂，总从业人员超过1万人，可以生产200多个IC，但这些IC都是仿制美国的芯片，而且不管是产量，还是良品率都非常糟糕。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苏俄能大量生产煤炭和钢铁，但在几乎所有类型的先进制造业上都落后于美国。此外，西方国家还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禁止向苏俄等社会主义国家转让包括半导体元件在内的先进技术。

　　虽然苏俄可以通过中立国奥地利或瑞士的空壳公司绕过巴统的限制，但这种途径很难大规模使用。因此，苏俄的半导体设施经常使用精密度较低的机器和纯度较低的材料，结果导致生产工艺极度不可靠。

　　中国选择的是迎难而上，通过不断扩大的民品需求、首都自动防空网系统的带动和一系列改革，一步步解决大规模生产芯片的难题，虽然现在的可靠性还不如美国同行，但成本已经下降了不少，所以才可以大规模生产计算器这一类的民用产品。

　　而苏俄则恰恰相反，苏俄用在半导体领域的投资比较少，所得芯片只需要满足有限的军事用途，并不在意民用方面的需求，所以苏俄各个集成电路厂的产量不小，但良品率太低，直接造成集成电路的成本过高，这非常不利于民品生产。

　　此时整个苏俄半导体行业的运作就像一个保密的、自上而下的、面向军事系统的国防承包商，在几乎没有创新的情况下完成订单，甚至于夸张到复制什么芯片，应该怎么复制，都会被肖金等负责人“严格控制”。

　　尽管苏俄使用公制，然而一些芯片制造机器使用的是英寸而不是厘米，以便更好地复制美国的设计，由于“复制”策略，苏俄在晶体管技术方面落后美国几年，一直也没有赶上，大规模低成本生产更是无从谈起。

　　泽列诺格勒虽然拥有苏俄最好的科学家和搜集的技术秘密，但是，其半导体系统完全不同，作为苏俄最敏感、最秘密的行业之一，但实际上更像硅谷一个运营不善的前哨……

　　站在苏俄高层的角度，他们跟在美国走，选择美国前途很好的芯片，减少了很多弯路，这是他们的老传统，自然不觉得自己的路线有什么问题。

　　不过随着中国推出计算器，体积迅速缩小，苏俄突然发现问题来了，泽列诺格勒的工厂可以仿制中国的芯片，但却没办法低成本生产，不能低成本生产也就意味着计算器没办法大规模推广。

　　普通计算器还好办，苏俄教育水平高，可以心算，但科学计算器就不同了，这是任何一个科研工作者都必须的，中国都快推出了，苏俄就算能仿制，成本太高，没办法推广……

　　虽然苏俄可以从中国进口计算机，但这是高端工业品，总不能长期进口，面子上扛不住不说，现在半导体民用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什么都进口也根本不能接受。

　　苏俄高层已经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所以哪怕丢面子，也要引进中国低成本量产的制造设备和工艺秘诀，然后进行一系列改进，他们相信可以迅速赶超中国。

　　除了引进制造技术以外，苏俄还希望引进中国的小型机，自DEC在美国市场推出第一款小型机之后，早有相应安排的中科计利用这些年的研发成果，同样推出了一款小型机。

　　中科计算的小型机总体性能比较平庸，价格在1.8万美元左右；一年之后，又推出了成本更便宜的小型机，价格在9000美元左右。